接着谈到前文列举的另一项品性，我相信每一个君主都希望人家说他仁慈，不会希望人家说他残忍。可是应该小心，不要误用仁慈。切萨雷・博尔贾被认为是出了名的残忍，他却为罗马涅带来了秩序和统一，并且恢复了当地的和平和忠诚。仔细斟酌这件事就会明白，他比佛罗伦萨的人民更仁慈——他们为了避免残忍的恶名，竟然容许皮斯托亚自取灭亡。所以说，只要残酷能够维持臣民的团结和忠诚，君主不应该介意残酷的恶名。比起过度仁慈导致长期的失序状态进而引发凶杀和抢劫，因此整个社会全部受害，屈指可数的残暴事件显然仁慈多了，因为君主下令行刑只伤害到个人。由于新政权危机四伏，新君主尤其不可能避免残酷的名声。维吉尔通过迪多之口说出这样的话：
缔造新城处境维艰，我不得已
指派卫兵戍守各地边境与海防。
可是说到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，君主一定要郑重其事，切忌杯弓蛇影。他应该步步为营，以慎思明辨和人道情怀加以调剂，避免因过度自信而流于莽撞或因过度猜疑而流于褊狭。
由此引出一个问题：到底是受爱戴比受畏惧可取，还是反过来说才对。答案是，两者同样重要，不应该偏废。可是，既然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两害相权取其轻，自然是受畏惧比受爱戴有保障得多。我这么说是因为，世人大体而言是忘恩负义、反复无常、喜欢说大话、虚伪成性、避危趋安、贪得无厌。你给了他们好处，他们就心向着你，像我在前面说的，在患难仍然遥远的时候，他们乐意为你赴汤蹈火，财物、性命甚至儿子都可以奉献给你；可是到了紧急关头，他们就会转身而去，连头都不回。君主如果相信他们的话，不懂得未雨绸缪，只想要完全仰赖他们，一定自毁长城。友谊如果是花钱买来的，而不是以相知相惜的高贵情操为基础，那就是可以称斤称两买得到的，那种友谊不是你能真正拥有的，因此你不可能依自己的需求取用支付。触犯受到爱戴的人比触犯受到畏惧的人更没有顾忌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因为爱被认为是靠道义的束缚在维系，而既然人性本恶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当然不会想要受道义掣肘。畏惧可不一样，是靠害怕遭受惩罚的心理在维系，那种心理不会消失。
然而，君主要使自己受人畏惧应该讲究技巧，就像我现在要说的。即使争取不到民众的爱，至少应该避免招惹他们怨恨。使人畏惧的同时不要招来怨恨，这是办得到的，只要不觊觎百姓的财物和妻女就行了。如果非剥夺人命不可，一定要有充分而且使人信服的理由，不过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染指别人的财物。因为对一般人来说，忘记父亲的死亡容易，忘记继承的遗产不容易。要抢夺别人的财物，永远不会找不到借口。一旦开始以掠夺为生存之道，随时随地都找得出理由侵占别人的财物。反观夺人性命，理由不容易找，就算找到也容易失效。
但是，如果君主是跟他的军队在一起，而且指挥的士兵人数众多，那么他根本没必要在意背负残忍之名。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如果不是这样，他绝无可能使军队团结一致，也绝无可能达成军事任务。当年汉尼拔战功彪炳，他的一大成就在于统率由许多不同的民族组成的大军在国外作战，却能够同心协力，士兵之间没有摩擦，对待君主也没有二心，运气好的时候固然如此，运气不好也一样。这样的成果只能归因于他铁面无情的作风，这样的作风加上他不可限量的才能，使得他在士兵看来既可敬又可畏。要不是这样，他有再多再强的能力也不管用。历史学家佩服他的成就，却同时谴责他获致那些成就的主因，那样的评论毫无道理可言。
别的能力不足以产生同样的成效，这可以从西奇比奥的例子获得证实。他不只是在当代傲视群雄，而且使后代的人永志不忘。他的军队在西班牙发生叛乱，没别的缘故，只因为他过度善良，容许士兵拥有超过军纪限度的自由。法比乌斯・马克西姆斯在元老院对他加以谴责，说他腐化罗马军队。西奇比奥的副官蹂躏洛克瑞人，他既没有为洛克瑞人伸张正义，也没有惩罚手下的狂妄，因为他天性宽大为怀。元老院有位议员要为他开脱，说有许多人知道如何不犯错，却不晓得如何纠正别人犯错。西奇比奥如果继续担任指挥官，早晚会因为这样的性情而玷污一世的英名。可是在元老院的监督之下，他这种有害的性情不只是被掩盖了，甚至有助于他建立功名。
关于受爱戴和受畏惧这个问题，我的结论是，既然民众爱戴君主是出于民众的意志，君主无法操之在我，民众畏惧君主的关键却在于君主本人的意志，他自己能够做得了主，因此明智的君主应当唯自己的意志马首是瞻，不能仰赖别人的意志，只要竭力避免民怨就是了，如同前面说过的。